
我叫陈山掌互通,1978年,我二十五岁,是我们杏花村的一根“独苗”——成分不好的独苗。
我爷爷是地主,这顶帽子,像口大黑锅,扣在我们家三代人头上,揭都揭不下来。爹娘走得早,我一个人守着三间土坯房,在村里,活得像个影子,见谁都得低着头。
那年春天,村里来了几个女知青,是从北京来的。对我们这山沟沟来说,这比天上下金豆子还稀罕。她们穿着我们没见过的蓝布裤子、白衬衫,说话的调调,像黄鹂鸟唱歌,好听,但听不懂。
她们里头,有个叫林微的。
她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都抢着去队里上工挣工分,她却整天抱着本书,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。她长得白净,瘦得像根豆苗,风一吹就要倒似的。一双眼睛,像我们后山那口老潭,又黑又亮,能把人的魂儿吸进去。
村里的后生们,嘴上不说,眼睛却都跟苍蝇见了蜜似的,绕着她转。我不敢。我知道我跟她,是地上的泥,和天上的云。
可云,也有掉下来的时候。
展开剩余90%林微水土不服。
先是上吐下泻,吃不下饭。队里的赤脚医生给她开了几包草药,喝下去也不见好。后来,她开始发高烧,整天整天地说胡话,人迅速地瘦了下去,眼窝深陷,嘴唇干裂得起了皮。
知青点的姑娘们急得团团转,赤脚医生也束手无策,说这是“邪病”,得看命。
那几天,我心里像长了草一样。我每次挑水路过知青点,都能听见她压抑的呻吟声,那声音,像小猫的爪子,一下一下地挠着我的心。
我爷爷虽然是地主,但也读过几本医书,懂点土方子。我从小耳濡目染,也记下了不少。我看着林微那样子,心里有个方子,一直在冒。
可我不敢。
我这身份,要是把人给治出个好歹来,赵村长能把我活扒了皮。
又过了两天,我听说林微已经水米不进了。我一咬牙,豁出去了。救人一命,就算搭上我这条贱命,也值了。
那天半夜,我揣着个布包,像做贼一样,摸到了知青点窗户下。我学着猫叫,把跟林微一个屋的姑娘叫了出来。
我把布包塞给她,里面是一小撮黑乎乎的粉末。
“这是蒲草烧的灰,你兑上蜂蜜,搅成糊,喂给林同志吃。三个时辰喂一次,天亮前,要是还不退烧,你们就……就当我没来过。”
那姑娘看着我,半信半疑。
我没等她回话,转身就跑进了夜色里。
那一晚,我睁着眼,在炕上烙了一宿的饼。天快亮的时候,我听见村里的大公鸡叫了,心想,完了。
我爬起来,准备收拾东西,往后山里躲几天。
就在这时,知青点的门开了。
一个身影,扶着墙,慢慢地走了出来。
是林微。
她还是那么瘦,但晨光照在她脸上,有了一丝血色。她看见了我,那双深潭般的眼睛,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。
我心虚,扭头就想走。
“陈山!”她叫住了我。
她的声音还有些沙哑,但很清亮。
我脚步一顿,身子僵住了。
她走到我面前,对我,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“谢谢你。”
我的脸,“刷”地一下就红了,红到了耳根子。我一个大男人,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,只能结结巴巴地说:“没……没事就好……”
从那天起,林微就赖上我了。
我上山砍柴,她就跟在我屁股后面,帮我捡那些细碎的枝丫,虽然她总是被划得一身口子。
我下地干活,她就抱着她那个搪瓷缸子,装着满满一缸子凉白开,在田埂上等我,一看我停下来,就赶紧递上来。
我去河边打猪草掌互通,她就在岸边,一边看书,一边等我,看到我,就冲我笑。
她的笑,像春风,能把我心里的那点自卑,吹得一干二净。
村里人看我的眼神,越来越怪。闲言碎语,也像春天里的野草,疯长起来。
“瞧那狐狸精,把陈山那傻小子迷得神魂颠倒的。”
“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,能看上他?图他啥?图他家那三间破房?”
“肯定是那药有问题,下了什么迷魂药了!”
这些话,像针一样,扎在我耳朵里。
那天,我实在忍不住了,我把她堵在了回知青点的路上。
“林微同志,”我鼓起勇气,看着她的眼睛,“你以后,别再跟着我了。”
她愣住了,那双明亮的眼睛里,闪过一丝受伤。
“为什么?”
“我……我成分不好,你跟我走得近,对你名声不好。”这是我能想到的,最体面的理由。
她看着我,看了很久。然后,她笑了,笑得有点狡黠,像只小狐狸。
“晚了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晚了?”
“你这药,有后劲。”她歪着头,一本正经地说,“我问过赤脚医生了,他说我这病,是脾虚胃寒,你那药,是温补的。可我怎么觉得,它不光补了我的胃,还把我的心给补得,老想往你这儿跑呢?”
我的脸,又一次,不争气地红了。
我一个二十五岁的大小伙子,被一个姑娘家,三言两语,说得心跳如雷。
我落荒而逃。
可我心里,却像揣了只兔子,又慌又喜。
我们之间那层窗户纸,就这么被她用一种俏皮又霸道的方式,给捅破了。
我们开始偷偷地来往。
我不敢去知青点,她就借口散步,跑到我家来。
她看着我那四面漏风的土坯房,没有一丝嫌弃。她帮我把糊墙的旧报纸重新贴好,把我的破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,带着一股阳光的香味。
她发现我喜欢木工,我爹留下了一套旧工具。我就用那些工具,给自己打家具,也给邻居修修补补。
她看着我做的那些粗糙的桌椅板凳,眼睛亮晶晶的。
“陈山,你这手艺真好。你不是泥,你是被泥盖住的璞玉。”
她从北京带来了一本画册,上面是各种各样漂亮的苏式家具。
“你看,你照着这个做,肯定能卖钱!”
我看着画册上那些精美的雕花和复杂的榫卯结构,摇了摇头。
“我哪行啊,我就是个野路子。”
“你行!”她把书塞到我手里,眼神里满是信任,“你只是缺个机会。”
在她的鼓励下,我开始照着画册,一点点地琢磨。
我把我所有的时间,都泡在了木工房里。刨花和木屑,成了我的朋友。
那段时间,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。
白天,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。晚上,她就打着手电筒,来到我的小木工房。
她给我念书,念唐诗宋词,念高尔基的海燕。
我就在旁边掌互通,听着她的声音,一下一下地刨着木头。
灯光下,她的侧脸很美,像一幅画。
我感觉,我不是在做木工,我是在把她的声音,她的影子,一点点地,刻进这些木头里。
三个月后,我做出了第一件像样的东西,一把太师椅。
虽然跟画册上的比,还有些笨拙,但那线条,那结构,已经有模有样。
林微绕着那把椅子,转了三圈,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“我就知道,你行的!”
她拉着我,推着那把椅子,去了县城。
我们跑了好几家供销社和家具店,都嫌我们的东西是“私货”,不敢收。
最后,在一个不起眼的旧货市场,一个白胡子老头,看中了我的椅子。
他仔仔细-细地摸了半天,又坐上去摇了摇,最后,他伸出五根手指。
“五十块,我收了。”
五十块!
那是我当时两个月的工分。
我拿着那五张大团结,手都在抖。
回去的路上,林微走在我前面,步子轻快得像只小鹿。
“陈山,”她回过头,冲我笑,晚霞映在她脸上,比花还好看,“你看,我们的好日子,就要来了。”
是啊,好日子。
我看着她,心里被一种叫做“幸福”的东西,填得满满当登。
有了第一桶金,我的干劲更足了。
我开始尝试做更多更复杂的家具。衣柜,书桌,八仙桌……
林微就是我的设计师。她画图纸,我来做。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个“个体户”。
赵村长找过我几次麻烦,说我这是“投机倒-把,走资本主义道路”。
都被林微挡了回去。
她拿着一本《人民日报》,指着上面的社论,跟赵村长讲政策,讲改革。
她引经据典,说得赵村长一愣一愣的,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
我看着她叉着腰,跟赵村长理论的样子,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美。
我的小作坊,慢慢有了名气。
我的“陈氏木工”,成了十里八乡一块响当当的招牌。
我不再是那个抬不起头的“地主崽子”,我成了人人尊敬的“陈师傅”。
我赚钱了,我把老家的土坯房,翻盖成了村里第一栋青砖大瓦房。
房子上梁那天,我当着全村人的面,拉住了林微的手。
我对她说:“林微,嫁给我。”
她看着我,眼睛里含着泪,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周围的乡亲们,都善意地笑了起来。
知青点的姑娘们,又羡慕又嫉妒。
赵村长黑着脸,没吱声。
我们的婚礼,办得很热闹。
我给她买了全县城最时髦的红裙子,给她打了全套的银首饰。
我要让她,风风光光地嫁给我。
婚后,她没有回北京。
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,她放弃了。
她说,她的根,已经扎在了这片黄土地上。
扎在了我这个山里木匠的心里。
她成了我的贤内助,帮我管账,帮我跑销售。
我们的生意,越做越大。
从一个小作坊,变成了一个小工厂。
我们有了自己的卡车,把家具卖到了省城。
再后来,我们有了孩子,一儿一女。
日子过得,像她当年给我兑的那碗蜂蜜水,甜到了心里。
有时候,夜深人静,她会靠在我怀里,问我。
“陈山,你后悔吗?娶了我这么个药罐子。”
我就会把她搂得更紧。
“傻瓜。你不是药罐子,你是我这辈子的药。没有你,我这心病,一辈子都好不了。”
她就会笑,把脸埋在我胸口,像只满足的猫。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。
我也老了,头发白了,手上的老茧,又厚了一层。
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,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我们的“陈氏木工”,也成了省里有名的家具品牌。
我们还是住在杏花村,住在那栋我们亲手盖起的大瓦房里。
有时候,我还是会去后山,给她采一些当年那种蒲草。
晒干了,烧成灰,收在一个小小的瓷瓶里。
她总是笑我,说我都老糊涂了,还信那些土方子。
可她自己,却把那个小瓷瓶,放在床头最显眼的地方。
我知道,那里面装的,不是药。
是我们这一辈子,所有故事的,开始。
前几天,孙子感冒了,有点发烧。
她紧张得不得了,抱着孩子,一个劲地问我。
“老头子,你快看看,你那个土方子,还能不能用啊?”
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。
我说:“能用,怎么不能用。”
“我这药啊,专治各种不服,还能治相思病。”
“而且,后劲大着呢。”
大到掌互通,足够我们两个人,缠缠绵绵,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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