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陈山掌互通，1978年，我二十五岁，是我们杏花村的一根“独苗”——成分不好的独苗。
我爷爷是地主，这顶帽子，像口大黑锅，扣在我们家三代人头上，揭都揭不下来。爹娘走得早，我一个人守着三间土坯房，在村里，活得像个影子，见谁都得低着头。
那年春天，村里来了几个女知青，是从北京来的。对我们这山沟沟来说，这比天上下金豆子还稀罕。她们穿着我们没见过的蓝布裤子、白衬衫，说话的调调，像黄鹂鸟唱歌，好听，但听不懂。
她们里头，有个叫林微的。
她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都抢着去队里上工挣工分，她却整天抱着本书，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。她长得白净，瘦得像根豆苗，风一吹就要倒似的。一双眼睛，像我们后山那口老潭，又黑又亮，能把人的魂儿吸进去。
村里的后生们，嘴上不说，眼睛却都跟苍蝇见了蜜似的，绕着她转。我不敢。我知道我跟她，是地上的泥，和天上的云。
可云，也有掉下来的时候。
展开剩余90%林微水土不服。
先是上吐下泻，吃不下饭。队里的赤脚医生给她开了几包草药，喝下去也不见好。后来，她开始发高烧，整天整天地说胡话，人迅速地瘦了下去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得起了皮。
知青点的姑娘们急得团团转，赤脚医生也束手无策，说这是“邪病”，得看命。
那几天，我心里像长了草一样。我每次挑水路过知青点，都能听见她压抑的呻吟声，那声音，像小猫的爪子，一下一下地挠着我的心。
我爷爷虽然是地主，但也读过几本医书，懂点土方子。我从小耳濡目染，也记下了不少。我看着林微那样子，心里有个方子，一直在冒。
可我不敢。
我这身份，要是把人给治出个好歹来，赵村长能把我活扒了皮。
又过了两天，我听说林微已经水米不进了。我一咬牙，豁出去了。救人一命，就算搭上我这条贱命，也值了。
那天半夜，我揣着个布包，像做贼一样，摸到了知青点窗户下。我学着猫叫，把跟林微一个屋的姑娘叫了出来。
我把布包塞给她，里面是一小撮黑乎乎的粉末。
“这是蒲草烧的灰，你兑上蜂蜜，搅成糊，喂给林同志吃。三个时辰喂一次，天亮前，要是还不退烧，你们就……就当我没来过。”
那姑娘看着我，半信半疑。
我没等她回话，转身就跑进了夜色里。
那一晚，我睁着眼，在炕上烙了一宿的饼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听见村里的大公鸡叫了，心想，完了。
我爬起来，准备收拾东西，往后山里躲几天。
就在这时，知青点的门开了。
一个身影，扶着墙，慢慢地走了出来。
是林微。
她还是那么瘦，但晨光照在她脸上，有了一丝血色。她看见了我，那双深潭般的眼睛，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。
我心虚，扭头就想走。
“陈山！”她叫住了我。
她的声音还有些沙哑，但很清亮。
我脚步一顿，身子僵住了。
她走到我面前，对我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“谢谢你。”
我的脸，“刷”地一下就红了，红到了耳根子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只能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……没事就好……”
从那天起，林微就赖上我了。
我上山砍柴，她就跟在我屁股后面，帮我捡那些细碎的枝丫，虽然她总是被划得一身口子。
我下地干活，她就抱着她那个搪瓷缸子，装着满满一缸子凉白开，在田埂上等我，一看我停下来，就赶紧递上来。
我去河边打猪草掌互通，她就在岸边，一边看书，一边等我，看到我，就冲我笑。
她的笑，像春风，能把我心里的那点自卑，吹得一干二净。
村里人看我的眼神，越来越怪。闲言碎语，也像春天里的野草，疯长起来。
“瞧那狐狸精，把陈山那傻小子迷得神魂颠倒的。”
“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，能看上他？图他啥？图他家那三间破房？”
“肯定是那药有问题，下了什么迷魂药了！”
这些话，像针一样，扎在我耳朵里。
那天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把她堵在了回知青点的路上。
“林微同志，”我鼓起勇气，看着她的眼睛，“你以后，别再跟着我了。”
她愣住了，那双明亮的眼睛里，闪过一丝受伤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我……我成分不好，你跟我走得近，对你名声不好。”这是我能想到的，最体面的理由。
她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然后，她笑了，笑得有点狡黠，像只小狐狸。
“晚了。”她说。
“什么晚了？”
“你这药，有后劲。”她歪着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问过赤脚医生了，他说我这病，是脾虚胃寒，你那药，是温补的。可我怎么觉得，它不光补了我的胃，还把我的心给补得，老想往你这儿跑呢？”
我的脸，又一次，不争气地红了。
我一个二十五岁的大小伙子，被一个姑娘家，三言两语，说得心跳如雷。
我落荒而逃。
可我心里，却像揣了只兔子，又慌又喜。
我们之间那层窗户纸，就这么被她用一种俏皮又霸道的方式，给捅破了。
我们开始偷偷地来往。
我不敢去知青点，她就借口散步，跑到我家来。
她看着我那四面漏风的土坯房，没有一丝嫌弃。她帮我把糊墙的旧报纸重新贴好，把我的破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，带着一股阳光的香味。
她发现我喜欢木工，我爹留下了一套旧工具。我就用那些工具，给自己打家具，也给邻居修修补补。
她看着我做的那些粗糙的桌椅板凳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“陈山，你这手艺真好。你不是泥，你是被泥盖住的璞玉。”
她从北京带来了一本画册，上面是各种各样漂亮的苏式家具。
“你看，你照着这个做，肯定能卖钱！”
我看着画册上那些精美的雕花和复杂的榫卯结构，摇了摇头。
“我哪行啊，我就是个野路子。”
“你行！”她把书塞到我手里，眼神里满是信任，“你只是缺个机会。”
在她的鼓励下，我开始照着画册，一点点地琢磨。
我把我所有的时间，都泡在了木工房里。刨花和木屑，成了我的朋友。
那段时间，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。
白天，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。晚上，她就打着手电筒，来到我的小木工房。
她给我念书，念唐诗宋词，念高尔基的海燕。
我就在旁边掌互通，听着她的声音，一下一下地刨着木头。
灯光下，她的侧脸很美，像一幅画。
我感觉，我不是在做木工，我是在把她的声音，她的影子，一点点地，刻进这些木头里。
三个月后，我做出了第一件像样的东西，一把太师椅。
虽然跟画册上的比，还有些笨拙，但那线条，那结构，已经有模有样。
林微绕着那把椅子，转了三圈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“我就知道，你行的！”
她拉着我，推着那把椅子，去了县城。
我们跑了好几家供销社和家具店，都嫌我们的东西是“私货”，不敢收。
最后，在一个不起眼的旧货市场，一个白胡子老头，看中了我的椅子。
他仔仔细-细地摸了半天，又坐上去摇了摇，最后，他伸出五根手指。
“五十块，我收了。”
五十块！
那是我当时两个月的工分。
我拿着那五张大团结，手都在抖。
回去的路上，林微走在我前面，步子轻快得像只小鹿。
“陈山，”她回过头，冲我笑，晚霞映在她脸上，比花还好看，“你看，我们的好日子，就要来了。”
是啊，好日子。
我看着她，心里被一种叫做“幸福”的东西，填得满满当登。
有了第一桶金，我的干劲更足了。
我开始尝试做更多更复杂的家具。衣柜，书桌，八仙桌……
林微就是我的设计师。她画图纸，我来做。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个“个体户”。
赵村长找过我几次麻烦，说我这是“投机倒-把，走资本主义道路”。
都被林微挡了回去。
她拿着一本《人民日报》，指着上面的社论，跟赵村长讲政策，讲改革。
她引经据典，说得赵村长一愣一愣的，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
我看着她叉着腰，跟赵村长理论的样子，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美。
我的小作坊，慢慢有了名气。
我的“陈氏木工”，成了十里八乡一块响当当的招牌。
我不再是那个抬不起头的“地主崽子”，我成了人人尊敬的“陈师傅”。
我赚钱了，我把老家的土坯房，翻盖成了村里第一栋青砖大瓦房。
房子上梁那天，我当着全村人的面，拉住了林微的手。
我对她说：“林微，嫁给我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睛里含着泪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周围的乡亲们，都善意地笑了起来。
知青点的姑娘们，又羡慕又嫉妒。
赵村长黑着脸，没吱声。
我们的婚礼，办得很热闹。
我给她买了全县城最时髦的红裙子，给她打了全套的银首饰。
我要让她，风风光光地嫁给我。
婚后，她没有回北京。
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，她放弃了。
她说，她的根，已经扎在了这片黄土地上。
扎在了我这个山里木匠的心里。
她成了我的贤内助，帮我管账，帮我跑销售。
我们的生意，越做越大。
从一个小作坊，变成了一个小工厂。
我们有了自己的卡车，把家具卖到了省城。
再后来，我们有了孩子，一儿一女。
日子过得，像她当年给我兑的那碗蜂蜜水，甜到了心里。
有时候，夜深人静，她会靠在我怀里，问我。
“陈山，你后悔吗？娶了我这么个药罐子。”
我就会把她搂得更紧。
“傻瓜。你不是药罐子，你是我这辈子的药。没有你，我这心病，一辈子都好不了。”
她就会笑，把脸埋在我胸口，像只满足的猫。
如今，几十年过去了。
我也老了，头发白了，手上的老茧，又厚了一层。
我们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我们的“陈氏木工”，也成了省里有名的家具品牌。
我们还是住在杏花村，住在那栋我们亲手盖起的大瓦房里。
有时候，我还是会去后山，给她采一些当年那种蒲草。
晒干了，烧成灰，收在一个小小的瓷瓶里。
她总是笑我，说我都老糊涂了，还信那些土方子。
可她自己，却把那个小瓷瓶，放在床头最显眼的地方。
我知道，那里面装的，不是药。
是我们这一辈子，所有故事的，开始。
前几天，孙子感冒了，有点发烧。
她紧张得不得了，抱着孩子，一个劲地问我。
“老头子，你快看看，你那个土方子，还能不能用啊？”
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
我说：“能用，怎么不能用。”
“我这药啊，专治各种不服，还能治相思病。”
“而且，后劲大着呢。”
大到掌互通，足够我们两个人，缠缠绵绵，一辈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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